“那还真是少见。对了，在下是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叫麦华陀，很荣幸见到阁下。”年轻的洋人呆了一下，便满脸笑容地说道。

“久仰大名，在下姓赵名大贵，很荣幸见到阁下。”赵大贵同样微笑着说道，同时伸出手，与对方握起手来。

“您如果想会见领事先生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我可以领您过去见他。”麦华陀带着外交人员特有的彬彬有礼说道，并向赵大贵指出领事办公室所在的方向。

“那就叨扰了。”赵大贵回答。

到了这时候，老王和陈小二的存在就没什么意义了，赵大贵便掏出一百万钱递给陈小二，算是谢礼，然后让他自行回去。

接着，赵大贵便跟麦华陀一起，到巴富尔办公的房间走去。

赵大贵对麦华陀说久仰大名，并不全是客套话，但凡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麦华陀及其父麦都思有所了解的。

麦华陀的父亲麦都思（也叫Waler Henry Medhurst）是很早就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后来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中文圣经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翻译的，而且他还是著名的“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墨海书馆”是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翻译和传播大量宗教类书籍和西方科学书籍，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也曾在墨海书馆工作过。

除此之外，麦都思还将自己原来在定海开办的医院搬到上海来，取名基督教医院，是如今仁济医院的前身。

总而言之，麦都思对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教案“青浦教案”的三名传教士之一。

麦华陀作为麦都思的儿子，其本身经历也有很多传奇色彩。

麦华陀出生于1823年，1839年来华在澳门学习多种语言，与1840年10月刚刚十七岁的时候成为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与全权代表（没错，这才是义律的职务正式名称）义律的秘书之一，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成为海军少将乔治.伊利亚特和远征军司令璞鼎查的随员。

在签署“南京条约”的时候，麦华陀是璞鼎查带的四名翻译之一，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只有十九岁，可以称得上是少年有成了。

从1843年开始，麦华陀成为上海领事巴富尔的随员到上海，参加一系列重要协议的签订。

之后，麦华陀在1854年成为福州领事，1860年开始任上海代理领事和领事，1865年成为汉口领事，1868年复任上海领事，1870年起任上海永久领事（见鬼，这是什么职位），1877年退休回国并获得爵位。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麦都思是传教士中难得的尊重中国人民，也愿意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的开明人士，但他对儿子先后在多名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手下当随员，似乎也没有任何意见。

上帝的归于上帝，阿提拉的归于阿提拉，即如是也。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可能值得提一下，麦华陀是试图在中国推广铁路的重要人物，为此不惜采用近乎欺骗的方法，以修建道路的名义购买土地，然后却转而扑上铁轨，修建一条上海租界到吴淞镇的铁路，并于1876年正式通车。

当然，这条铁路下场并不好，清廷以举国之力加以反对，就是号称开明的洋务名臣沈葆桢也认为洋人此举是对清廷官僚体系的侮辱，后来清廷话二十八万五千两的高价买下已经铺好开通的14.5公里长铁路，然后又把铁轨拆下来，跟火车头等部分机器一起，运到大员岛去了。

不过，无论麦华陀日后在官场上的成就如何，中国近代史上的评价如何，1843年的麦华陀只是一名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已。